速记同语言、文字一样，是人类在长期劳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随着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和人类交流的日趋频繁，语言日益丰富。而在某些场合下，文字越来越不能适应人们要求快速记录语言和思维的需要。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人们在不断运用文字的过程中，采用了简化和略写的方法，速记就是为了满足人们要求快速记录语言及思维的需要而生产的。

    （一）外国速记的发展
    速记的生产和发展的历史比较久远。考古发现，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古埃及就有了速记术。不过，速记界公认的创始人是公元前103年出生的古罗马帝国一个叫泰罗的人，据说他是一名解放了的奴隶，他曾经用几千个符号代表数千个词，记录了著名哲学家、演说家西赛罗演说。后人把古罗马的速记称《泰罗音符》，以示对这位速记发明家的纪念和尊敬。泰罗速记是拉丁文普通写法的缩写，被称为“草书式速记”。当代，前苏联的索柯洛夫式速记（被定为前苏联国家统一的速记方式）。希腊的阿丹姆波罗式速记，荷兰的格鲁特式速记以及德文速记，都是受泰罗的草书式速记的影响而生产的。
    古罗马帝国灭亡后，泰罗创制的速记法便失传了，直到1588年，英国剑桥大学考古学家伯勒特博士在罗马考古时才重新发现《泰罗音符》，将其整理出版。
    1600年，英国一个叫约翰.威利斯的牧师设计一套字母表，创制了拼音速记，开创了近现代速记先河，使速记真正走上了普及应用之路。他被后人冠以“现代速记之父”。
    对我国速记事业发展影响较大的国外速记方式有英国的皮特曼速记、英国的哥锐格速记、前苏联的索柯洛夫速记。
    在英国，速记术的应用比较广泛。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的许多著名剧本，就是当时莎士比亚在伦敦的格陆布斯剧院表演时由速记者记录整理而成的。英国速记几经改革，目前流行的是1837年皮特曼创制的速记方式。现在我国会英文速记的人，大多是皮特曼速记的。皮特曼创制的速记符号属几何形，对世界各国的速记发展影响很大。
    德国早在1925年就有了国家统一的速记法，前联邦德国有300多个速记打了协会组织，中学、大学都开设有速记课。前民主德国的德累斯顿市还建有世界上唯一的速记博物馆。
    在美国，流行最广泛的速记法是哥锐格创制的于1888年出版的《轻线表音速记法》，人们把它叫做“哥锐格速记”。这种速记书写速度较快。哥锐格速记条符号形体属流线型。美国每年5月的全国秘书合格证考试，五门课程当中就有一门是速记。办公室人员职位设置，有速记员一职，其工资待遇、地位比档案员（或资料员）高一格。平均四五个美国人就有一个会速记。不会速记的人在美国是没有资格当办公室秘书的。
    在前苏联，速记也很普及。为了发挥速记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前苏联部长会议曾于1933年6月10日通过一项决议：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国家统一速记法。为此，《真理报》还发表了社论，号召“机关干部、大学生、秘书人员要学会速记”。前苏联国家统一速记法的符号形属斜体型。
    日本很重视速记教育，很多大学都开设速记课，并设有专门速记学校。早稻田大学成立了速记普及会，1887年成立了国际速记协会，从事专业速记工作者有数万人。多年来，日本速记界人士一直与我国速记学者保持书信来往和互访，共同研究速记如何跟上时代的发展。
    （二） 中国速记发展
    速记在国外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而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速记法至今只有90多年的发展历史。它的第一创始人是蔡锡勇（福建龙溪人）。他在美国华盛顿工作期间，发现一种“快字”（即速记）能详尽地记录讲话。回国后，他便参照美国的一种速记法，结合汉字规律写成了《传音快字》一书，于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秋在武昌出版，当时仅印了6册，但却标志着中国速记史的开端。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蔡锡勇的次子蔡璋研究了日本源纲纪、熊崎健一郎等各种速记方式，写成了《中国速记学》一书，于1913年（民国二年）正式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本以速记命名的专业用书。
    清末民出，蔡璋在北京为清廷咨政院创办京师速记学堂。当时，有22个省的咨政局保送学员入速记学堂学习速记，先后入学者300余人。可以说，这是我国最早的一批速记专业人才。
    此后，我国研究、创制速记法的人日益增多，发表了上百种之多的速记方案，形成了汉语速记这门独立的学科。在众多的速记方式中，比较著名的、影响较大的有1917年的《张才速记》，1937年张邦京的《邦京速记术》、汪怡的《国语速记术》，1938年的堂亚伟的《亚伟速记学》等等。
    中国共产党早在1927年召开五大的时候，就用速记记录了大会的发言和领导同志的讲话。这些珍贵的速记稿至今还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党中央到了延安以后，从1938年至1946年先后开办了6期速记训练班，培训了200多人。这些同志用速记记录了中央领导同志许多重要报告与讲话，为历史保留了许多珍贵文献。如毛主席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关于重庆谈判》、《学习与时局》、《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著作就是根据速记稿整理出版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许多领导同志的文选集中有很多文章、报告也是用速记记录下来的，然后整理成文的。
    1949年以后，在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和支持下，速记教育事业和学术活动发展很快，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速记人才。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速记遭到了严重催残，几乎频临绝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速记事业又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90年代初约10期间，个出版社相继出版了一些速记著作，其中有代表性的如张潮、陈新合编的《汉语速记》（1978年7月，宁夏人民出版社，发行10万册。1980年7月又再版16万册）；唐亚伟主编的《速记技术》（1985年，新时代出版社）；1989—199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主办的《秘书工作》杂志刊载了徐瑞新、师金城、刘增辉合写的《党政速记》等。
    在这一时期，全国各地的速记学术团体也纷纷建立起来。1981年8月，北京市速记协会成立，唐亚伟任协会理事长，这是我国解放后建立的第一个速记学术团体。其后，上海、河南、广东、四川、云南等省相继成立省级速记学会，同时还成立了一些市一级的速记团体，如武汉市速记协会、重庆市四川广元速记协会等。1987年北京成立了中国华夏研究院速记信息研究所，任命唐亚伟为名誉所长、张长松为所长，有正、副研究员40余人，这是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速记学术研究机构。各地协会、学会、研究机构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学术交流和科研活动。
    1986年8月中央党校主办了“纪念中国速记诞生90周年学术交流大会”，参加会议的有12个省、市、区的学术团体及教学单位的200多名代表，大会收到学术论文70篇，唐亚伟在会上作了《我国速记九十年代发展概况》的报告。
    1988年8月，中国华夏研究院速记信息研究所在北京召开了速记革新学术研讨会，有23个省、市、区的80多位速记专家、学者、工作者参加，会议决定以每年8月8日为中国速记节，以便届时举办学术活动。
    1989年3月，在中国中文信息学会速记学会成立大会上通过了唐亚伟、陶沙提出的制定中国速记标准化、规范化的科研工程的议案，经国家技术监督局标准司批准为《国家标准中文速记规范准则》，正式列为国家科研项目，简称GB191工程。
    当前由于我国的科技还不发达，我国的速记事业和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落后水平，主要表现为速记理论研究还不够深入；速记应用还远未普及；速记的机械化和电脑化水平还很低等等。因此，我们必须学习国外速记的长处，研究汉语言书写规律，结合汉语言的结构特点，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速记体系，以推动我国速记事业向前发展。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速记的作用越来越广泛，用速记收集信息，记录信息反馈的工作已经被人们重视和利用起来。在当代，速记是公务员、秘书工作者、科学技术工作者、大学生和其他经常从事文字工作的劳动者需要掌握的技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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